新京报：你在填报志愿时是如何考虑的？

考完回家，我和大院里的孩子们互相对题，发现有一道数学题我套错了公式。因为这道题，我没有去成清华。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内心不是特别喜欢物理专业，只是希望上最好的高校。

由于我是得完肝炎回村的，村里比较照顾我，没让我在大田里干活，给了我一个“美差”——看青，就是看护山上的果木。我们村的山场很大，早上天没亮我就上山了，往往等到天黑之后才能下山。虽然辛苦，但好在这个任务比较灵活，我背着课本和手电筒上山，利用空闲的时间背书。我的复习条件比下大田的同学好一点。

新京报：你高中时期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的？

崔愷：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天津也是重灾区，天津大学的操场上搭满了市民的抗震棚。我们没有操场，在学校的小马路上体育课。但是教学楼的条件挺好的，我所在的校区是上世纪50年代建校，是徐中老先生带着许多青年教师设计的，建筑很有特色，一直被保护和使用得很好。

但是我当时一腔热情想去设计院工作，用所学的知识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当时曾经指导过我的沈老师已经调到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了，我去她的办公室参观，看到设计院正在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国家图书馆），那些又大又漂亮的效果图深深吸引了我，我当时还看到了一些援外项目的设计方案，心生羡慕。所以下决心要“实战”去当建筑师，不想呆在校园里“坐而论道”了。后来，听说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的刘世瑾老院长和石学海老总亲自到学校来要毕业生，使我如愿以偿。

新京报：你研究生毕业后，为何没有留校任教？而是选择去设计院？

崔愷，1957年8月13日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崔愷注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上了天津大学，由此走到建筑师这条路上来，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幸运。

念到高二时，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家一门心思下乡，想扎根农村干一番事业，我们整个高二几乎都在农科院开门办学，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种水稻。1975年高中毕业时，我积极争取到平谷大华山插队当知青，那时候，对于上大学已经没有太多奢望了。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在平谷干了三年农活的知青崔愷走上考场。由于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他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却因缘际会考取了心仪的建筑学专业，来到“第二志愿”天津大学读书，为他的建筑师生涯打下了根基。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赵琳

一上午考完，农村青年基本上都走了。很多人以为高考像以前工农兵学员选拔一样，问一些常识问题，到了考场才知道是发卷子做题，很多人答不上来。到了下午，考场上剩下的基本都是知青了。当时公社党委副书记也是我们景山学校高年级的下乡知青，他在监考时走到我旁边看了看。考完试后，他跟我说，“你考得不错”，我当时很兴奋。

崔愷说，所有这些建筑都是跟特定土地发生了关系的，它们像是这棵大树的一片绿叶。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是他对中国建筑创作未来发展的憧憬。

在我们77级学生入校之前，已经有1975年和1976年两届工农兵选拔大学生，教学楼一直处于使用状态。我们77级是考试进来的，老师们对我们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和关注，授课非常用心。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国外资料很少，也没有复印机，老师用钢笔画了很多讲义、资料和范图，编辑成册，印成油印本给我们看。能遇到这些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老师们的倾心付出让我们倍加感动。

谈学习环境：高考前曾下乡干了三年农活

新京报记者 张璐

崔愷：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需要高学历的人才。临近研究生毕业时，很多单位非常需要我们。后来听老师说，清华大学到天津大学揽才，希望我去教书，因为他们尤其想要插过队、有社会经验的人。我的母校天津大学也动员我留校充实师资队伍。

他倡导并推动中国建筑本土创作与研究，提出“本土设计”创作理论。“本土设计应该与地方环境、人文和生活以及当地材料、适用技术相结合，尤其要注重绿色节俭的理念，让建筑尊重自然，让生活回归自然，这是保护生态环境，让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他这样解读这一理念。

文章来源：《建筑师》 网址: http://www.jianzhushizz.cn/zonghexinwen/2022/0607/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