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建德

建筑师洪东涛的装置作品“一方天地”。袁婧 摄于上海新天地“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节”（展览免费开放至10月16日）

书摊朝南，店面十平米左右，泥地，天花板并不低矮。一张旧供台，两三条条凳，再加几个小板凳和一张竹榻，差不多就是摊主的全部家当了。竹榻上容得下好几位读者，几只臭虫败坏不了他们的兴致。那时庆春街沿街的房子，木质两层的居多。书摊楼上是别人的住房，住户从北门进出。书摊东西两面墙壁都用于展示连环画，北墙张贴了一张“借书须知”之类的告示，没有全部利用起来。供台上专放成套的连环画，按序列叠在一起，我最想读的连环画基本上都在那个区域。“红鼻头”没有书架，因陋就简，却把他谋生的工具管理得井井有条：几块缝上了数十个小袋子的蓝布吊挂在墙上，书就插在布袋里，露出书名。墙上还拉几根细麻绳，连环画就像衣服那样“晾”在绳子上。还有一个在店面外的人行道上支起来的自制木板架子，等距离钉上几根横木条，摆放着主人的新书，招徕顾客。现在各种图书馆，不也都有这样的陈列架吗？其实人行道的内侧也是摊主的地盘，“红鼻头”经常坐在书摊外面的竹子靠背椅子上，观察路人的神情，有时打个招呼。

“红鼻头”的家在哪里，我以前从来没有自问过。他平时晚间大概常睡在他的小铺子里，不然竹榻上怎么会有卷起来的铺盖呢？他有一个女儿，比我大几岁，也在刀茅巷小学读书，放学了就回到书摊，找个角落做功课。她的妈妈，我从未见过。

近日收到友人随笔集子《担头看花》，封面上画的是英国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流动旧书摊，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去的书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读故事大都始于六十四开的连环画，杭州话叫“小书儿”。我家中外杂书倒是有一些，就缺连环画。如果父母不鼓励我买“小书儿”，自然就更想读了。出建德村的刀茅巷大门，往南走到庆春街，西拐过珠碧弄弄口十几米，就有一个沿街的书摊（其实是书铺，但当年一直叫“书摊儿”），斜对面是老浙大的阳明馆。那是专门借阅连环画的地方，不是卖书的。

《铁道游击队》之类的“红色经典”也看，兴趣大都集中在他们的装束和肢体语言，比如驳壳枪如何插在腰带上，如何在铁路边等着，跳上飞驰的货车。我家在建德村最东端，隔了一条城河就是沪杭线。我们常去庆春门道口看火车，专心寻找货车车厢外可以搁脚的踏板，可以拉攀的扶手，甚至梦想能像刘洪、王强那样一跃而上。我们有点失望，相信那时的车厢一定不一样。

第一次去书摊，或许是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三国演义》，毛宗岗批评，共二十册，缺第一册（序和图像），读的人多，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我小学二年级开始，每天下午去祖父甲一号楼上寓所，听他为我读这套《三国演义》。祖父肯定是有所简略的。他坐在紧挨西窗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小书儿”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书摊就像图书馆，也是个学习的地方，阅读的范围渐渐延伸扩展。偶尔看书入神，忘了时间。一次家里等我吃饭，姐姐在门外高声叫我回家，没听到回音，就赶到书摊找我，果然被她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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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对“小书儿”不再入迷，但是走过书摊，忍不住会往里面看上一眼。小学毕业那年，书摊关张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红鼻头”。也有一些关于摊主的传闻，无法证实。

六十年代初，表姐林玉蟾就读浙江大学物理系，周末她从玉泉校区来建德村看我祖父（她叫“舅公”），必定也会到我家玩。她乘坐八路车在菜市桥下，路过“红鼻头”书摊时稍作逗留，总是花一毛钱借五本连环画，也算是给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和我的小礼物。玉蟾借来的连环画，不少是根据外国文学或五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国家电影制作的，我读起来还很吃力，即使辨认出字来，内容也无法理解。

　　编辑：安 迪、钱雨彤

连玉蟾也光顾书摊，说明读者并不局限于中小学生。那时多数小朋友零用钱极少，偶尔长辈给一点，一般总是先去买零食或蜜饯之类解馋。单靠这一群体，书摊不一定维持得下去。我想给“红鼻头”算一算他的所得。如果店里一天阅读量是一百本，外借二十本，那么他的收入就是一元再加四毛钱，一个月所得四十出头，还得扣除房租和营业税。以当时的标准，两三个人的日子勉强可以过，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手头会紧一些，可用于购买新书的资金也很有限。暑期营业额应该最高，不过书摊也有生意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那时竹椅搬进屋里了，“红鼻头”独自坐着，眼睛依然盯着街上的行人，还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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